由是观之，则玄畅其人颇好虚名，且作为乃师死难之唯一见证人，“玄高从觉贤学禅”之说，很可能出自他的杜撰。不仅如此，玄高死后种神异之事，以及对同学僧印的中伤，（注：玄绍早已自立门户，且隐居深山，行止不出北地（《高僧传》，410）；僧印早年从玄高学禅，亦曾行化江陵，后还长安大寺；《名僧传》谓其“性腹清纯，意怀笃之，与之久处者，未尝见慢忤之色。下接庸隶，必出矜爱之言；振卹贫馁，有求无逆。心道聪利，修大乘观，所得境界为禅学之宗。省削身口，具持净律。”与《高僧传》所叙为人大相径庭，疑《高僧传》因偏信玄畅一系之说法而有误；又其所谓“修大乘观”云云，尤可注意，与僧传所述的玄高一系禅法不符；另，其时玄高有故人慧览并在健康，慧览少时“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但此后动静参商，再未谋面，故其於玄高事迹当不甚了然。（《高僧传》，418））也很可能出自他的虚构。

　　三

　　 然而玄畅的确不失为聪慧多能的僧材，他为甚么要用造谣说玄高曾从觉贤学禅呢？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虚荣心炽，想通过攀附名僧、自崇师门的方式来抬高自己的声望；另一方面，也与当时南朝禅学的普遍风尚、觉贤一系在建康僧团的崇高地位，以及当时的情势有关，这后一方面，可以说是诱使他如此行事，并能得逞的外缘。今条析如下：

　　 （一）禅学之普遍风尚有诱迫玄畅作伪之外

　　 禅定一门，特种师承。因为禅定属唯证相印的离言境界，所谓“功在言外，经所不辩；必暗轨之匠，（方）孱然无差”。唯有凭籍导师亲手接济，弟子方可得窥堂奥；否则稍有不慎，即有禅病（所谓走火入魔）之虞。因此当时行禅，都十分强调师徒亲承、谨守家法。这一点，早已成为当时僧界之共识。如姚秦时僧叡便称“人在山中学道，无师终不成”，（注：僧睿，《关中禅经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九（《大正藏》五十五册，65上））批评中土以前的禅学“虽是其事，既不根悉，又无受法，学者之戒，盖阙如也”，（注：僧叡，《关中禅经序》，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九（《大正藏》五十五册，65上））语气极为严厉。而且他强调禅法必须“学有成准，法有定条”，代表了当时僧界的一致意见。因此，即使高名如鸠摩罗什，因其译介的禅法杂糅各家，也不免遭到时人的批评，谓“其道未融，盖是为山於一篑。”（注：慧远：《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大正藏》五十五册，66上））觉贤之高足慧观则更是直截了当地说：
　　 禅典要秘，宜对之有宗。若漏失根源，则枝寻不全；群盲失旨，则上慢幽昏。可不慎乎！（注：慧观：《〈修行地不净观经〉序》，（《大正藏》五十五册，66中）。）
　　 这就把师承关系强调得近乎神圣了。这一思想，经觉贤、慧观师弟南下以后的宣扬鼓扇，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江东僧众对禅学的一种基本认识。
　　 而觉贤、慧观所传授的罽宾系五门禅法，其止观法门直承如来禅教，传入罽宾(Kashmir)后，经富若蜜多(Punarmatrata)、富若罗(Punyana)而传至昙摩多罗(Dharmatrata)、佛陀斯那(Buddhasena)，谱系厘然分明，醇而不杂，因此被江东僧众奉为禅观之正派。东晋时期南方佛学领袖慧远、觉贤门人慧观都曾撰文对这一系的“高宗承嗣”加以介绍和揄扬；（注：慧远曰：“如来泥曰未久，阿难传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此三应真。”（注《大正藏》五十五册所引书，65下）慧观曰：“传此法至於罽宾，转至富若蜜罗。……后至弟子富若罗，亦得应真。此二人於罽宾为第一教首。富若蜜罗去世五十余年，弟子去世二十余年，昙摩多罗菩萨与佛陀斯那俱共谘得高胜，宣行法本，佛陀斯那化行罽宾，为第三教首。”（注《大正藏》五十五册，66下）。）后来梁代的僧祐在其《出三藏记集》中还专门记录了这一系详细的传法谱系。（注：僧祐：《萨婆多部记目录》，见《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二（《大正藏》五十五册，88下—90中））可见这种观点不仅为觉贤、慧观同时代的人所接受，而且成为以后南朝禅学的定论。
　　 佛陀斯那即《高僧传》中的佛大先，觉贤的禅法便是得其亲炙。《觉贤传》记觉贤东来弘法之因缘曰：
　　 会有秦沙门智严西至罽宾，……即谘询国众：“孰能流化东土？”佥曰：“有佛驮跋陀者，……世遵道学；其童龄出家，巳通解经论；少受业於大禅师佛大先。”先时亦在罽宾，乃谓严曰：“可以振维僧定、宣扬禅法者，佛驮跋陀罗其人也。（注：《佛驮跋陀罗传》，《高僧传》卷第二，70。）
　　 可见觉贤的禅学造诣不但受到一般民众的推崇，而且也深得禅学宗师的印可，的确是罽宾一系禅法的正宗哲嗣。
　　 玄畅作为一个禅僧，想要凭禅法立足江东并博取高名，自然要攀附作为禅观正脉的觉贤禅法。直接冒充觉贤的门徒自然不行，因为觉贤在长安时他还未出生，所以唯一合适的办法便是虚构师承，将其师玄高的禅法来源归到觉贤门下。

　　 （二）觉贤一系之崇高地位有吸引玄高骥附之处

　　 觉贤为罗什僧所排摈而南下以后，不仅成为江东禅学的领袖，而且也是当地的义学宗匠和译经权威。如法领远赴于阗所寻得的《华严》大部和法显西行求法而携回的《摩诃僧祇律》、《大般涅槃经》等重要经典都是请他主持翻译，（注：《法显传》，《高僧传》卷第三，90；《〈华严经〉记》，《出三藏记集》卷第九（《大正藏》五十五册，61上））这些经典的翻译都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同时觉贤还深受刘宋帝室贵胄的尊崇，社会地位很高。
　　 不仅觉贤本人，而且当时辐集在他周围的一批英才俊彦在江东也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智严、宝云、慧观等人，都因持律严谨、行禅深邃、义解精密而深受僧众的敬重。尤其是作为觉贤衣钵传人的慧观，不仅在戒、定、慧三学上均有高深的造诣，而且在宋初二十年间统领京师僧团事务。当时教内的一些重大举措，如派遣宋地僧人西行求经、延揽外国沙门东来弘法、译介佛典、甄拔僧材，凡此种种，均由慧观及另一高僧慧严统筹安排。《高僧传》玄畅本传於此类事迹一概略而不论，盖与编纂者的取舍标准有关（详见以下第四部分），但检诸他传，自可了然。
　　 按玄畅抵达扬州的时间是在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秋，（注：《玄畅传》，《高僧传》卷第八，314-316。）其时去觉贤去世已有十六年；（注：觉贤卒於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见《高僧传》，73。）慧观可能谢世不久，（注：慧观卒年不详，《高僧传》本传但谓其“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镰田茂雄先生有如下考证（见《中国佛教通史》第三卷，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