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阀侵略的战争，它还是一场中日两国全面敌对的战争，中日各阶层民众都深陷其中，两国佛教人士也不例外。战争伊始，佛界爱国人士就对日本侵华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揭破其侵华理论。为解除教内人士的顾虑，他们还引证佛经，说明杀敌护国并不违背佛教戒律。对于战时日本佛教界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行为，他们还进行了抨击。较之同期国、共两党的抗日理论，佛界爱国人士的抗敌思想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但其意义仍是积极而深远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始则错认事件为“局部冲突”，仍幻想以妥协退让来解决，草率下令“不抵抗”；继而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无胜利信心，希图保存实力依靠“国联”解决问题而迅速撤退，致使东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阀的凶焰大张，遂步步紧逼。中华民族日益危机，抗日救国渐成时代潮流。关注时事、深具爱国心的佛界有识之士很快行动起来（注：此前开展的以“人间佛教”为中心内容的佛界革新运动为佛教徒参与社会现实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主张“国联”应对日本“加以有力之裁制，以绝人类之乱源”（注：随缘：《停战协定》，《现代佛教》第5卷第5期，1932年5月10日。）； 呼吁“国难已到非常时期，凡属国民同有救国救民之责任”（注：《佛海灯》第2卷第3期，1937年1月12日。）；强调佛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 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抨击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佛教联合会、佛教青年理事会的佛徒“只知有日本的国家，而不知有世界的全人类”，“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注：象贤：《忠告日本佛教徒》，《现代佛教》第5卷第5期。）。并公开宣传中国需要“武化”，以战争来收复失地；为此有必要强化一切组织和活动，统一政治，统制经济，一般的民众生活也要军事化纪律化，使整个国家像水泥钢筋那样结实耐久，以迎击日本的侵略。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佛界人士一方面在行动上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分赴战地服务，组团到东南亚揭露日人欺骗宣传，布施募款劳军，甚至从军，参加地下工作或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战将士（注：福善：《僧人抗敌史话》，《海潮音》第27卷第5期，1946年5月1日。），“对国家民族，有相当贡献”（注：香港日报载，转引自《海潮音》第27卷第5期。）。 另一方面则在理论上通过对抗战主张的阐发与积聚，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较成体系的抗战思想。而后者，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

　　 　　一　分析日本侵华原因、揭破日本侵华理论

　　 抗战初期，“业报”即因果报应说，特别是其中的“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先作后受，不作不受”说教，被佛界人士视为日本侵华的主因。他们指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空前的国难，一方面是日本军阀破坏非战公约，蔑视国际联盟，扰乱世界和平，肆意侮辱中国所造成的。但从另一方面即“业报”的角度讲，日本之所以敢打到中国来，而不敢侵略英、法、德、美等国，“我们亦必有自取之道，孟子说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就是此意”（注：太虚：《佛教最要的一法与中国急需的一事》，《海潮音》第20卷第1号，1939年1月15日。）。中国政治机构不健全，国民具有“依赖苟安”的缺点，民族意识不强烈，才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要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中国人就必须以“业报”理论作指导，主动改过，把自己培养成自立与爱国的公民，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到了抗战中后期，随着反侵略战争体验的增强和受各种抗日理论的影响，佛界人士对日本侵华原因的分析有所加深。
　　 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吾人以为战争之所以发生，实由于人类之自私与自大，由于自私，便把自己的利益作为生活逻辑的最大前提，把他人及全世界人类的利益当做附属甚至根本抹煞。由于自大，便自认为是天之选民，而奴役他人，根本藐视了他人人格之存在。”日本军阀倡导“大日本主义”和“武士道”思想，就是自私与自大的表现。而只有“把这种夜郎自大的黩武哲学，根本推翻，世界和平才有实现的可能”（注：福善：《一九四四年的新期望》，《海潮音》第25卷第1期， 1944年1月1日。）。谈到揭破这些侵略谬论的办法，爱国佛徒们还是习惯于从佛理中去找，认为心地是人类文明或野蛮的总根，要净化世界，首先要净化人类的心灵。心理上做到种族平等，就能除去自大；心理上能公平地提高人类福利，就能除去自私；心理上肃清黩武思想，就能永绝战争。中国对日本应采取“攻心”的办法，帮助日本人“把所有心地的自大自私及黩武思想，一概扫除干净，而以‘世界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为心，以‘普利宇宙众生’为心”（注：福善：《一九四四年的新期望》，《海潮音》第25卷第1期，1944年1月1日。），日本就会停止侵略， 亚洲就会出现和平。
　　 这些爱国的佛徒还认为，“生存竞争”、“权力意志”思想导致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蔑视道德，否定理性，发动血腥的战争，并以此“煽动或鞭捶良善人民葬身炮火”。要想制止这场侵略战争，就先要帮助日本民众“扫荡这种危险思想，跳出这种危险思想”（注：福善：《读戴季陶先生〈佛教宣传借镜〉》，《海潮音》第25卷第9、 10 期合刊，1944年10月1日。）。
　　 在我们看来，佛界爱国人士在佛理基础上提出的制止日本侵略的方法明显具有空想的色彩，不仅不具备施行的条件，而且也不合时宜。因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很多国家盛行，人们普遍相信在社会中、在国与国之间，也存在着“生存竞争”法则，随便找些借口以强凌弱的现象人们已司空见惯，多数强国民众还乐享其成。在日本，这种观念与军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已使其各阶层人士“日本至上”、“日本有理”思想根深蒂固，想让多数日本人承认自己“自大自私”，以“世界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从而停止其武力侵略是不可能的。
　　 到了1945年，抗战的胜负形势已很明朗，佛教界人士加紧宣传自己对于抗战所起的重大作用，以便提高自己的地位，为胜利后佛教的恢复、振兴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有意识地以佛理论证日本侵华原因，用佛理来指导抗战。
　　 佛界人士指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因为“着了魔”，是受了“五蕴魔”的驱使（注：五蕴魔指支配人们日常生活，造成个人及整个人类烦恼的贪、嗔、痴、疑、恶见这五种病态心理。），它现在已变成了破坏人类自由幸福、扰乱人世安宁的凶魔。中国要想获得安宁与太平，就得首先降魔。而在降魔斗争中，僧是战士，并且是坚强勇敢的战士。世界上最难战胜的莫过于魔，而僧却时刻与魔作战，只有战胜了魔，才算达成了僧的任务。中国广大佛教徒都应明了佛魔不两立、降魔是成佛必经过程的道理，从而做抗日降魔的前线战士，“迅速加劲与魔共战，战胜烦恼魔得身心清泰，战胜五蕴魔完成世界和平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