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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巴蜀佛教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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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曾指出:唐代著名文学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对佛教表示关心,不以某种形式与佛教发生关系。佛教的兴盛发达在不同方面成为影响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到巴蜀,这是唐代经济与文化得到突出发展的地区。隋唐大统一局面的形成,促进了这一地区与中原和江南的联系与交流。特别是唐中叶以后,中原动乱,而巴蜀保持了相对安定;唐皇室两次(玄宗、僖宗)人蜀,客观上加强了这种联系。巴蜀佛教,也在这一局面下取得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巴蜀地区有其独具特点的文化传统(如道教的影响),又西邻吐蕃,与藏传佛教有密切交流,使得这一地区的佛教也具有明显特色。

    唐代巴蜀佛教的成就可举几个例子。首先看当时最为发达的禅宗。慧能门下资州智诜对禅思想有独特发挥,传至保唐无住而形成保唐宗。这一系禅法与江东的牛头宗都曾兴盛一时,笼罩晚唐五代的马祖道一的洪州禅与它有着渊源关系。而净众无相弟子梓州意义神清,著《北山录》,博综三教玄旨,调合佛家各派学说,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只是因为宋以后灯史多出洪州一系禅者编纂,故这一段史料多数湮没不传。中唐时期最重要的佛学家,一身兼桃华严与荷泽禅的宗密就是巴蜀人,他生在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县),在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大云寺道圆门下剃染。而他曾师法过的华严四祖澄观早年曾游峨眉,“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备观圣像”,然后回五台才开讲《华严经》的。在民间佛教信仰方面,开元、天宝以后,巴蜀成为唐代大悲观音信仰的中心之一。段成式在《寺塔记》中曾记载,当时一种密教千手千眼观音“先天菩萨”造像即由成都传至京城。据黄休复记载,建中元年(781)辛澄在蜀大圣慈寺画观音。《宣和画谱》著录他画大悲观音二帧。晚唐名僧知玄曾在彭山象耳山提倡大悲信仰;当时的画家李升亦画有“象耳山大悲真相”。密教观音在巴蜀的传播是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否与西藏佛教有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唐代巴蜀,人文荟萃。如陈子昂、李白都出生在这里;这里又是众多文人宦游、践履之地。这里佛教繁盛的思想气氛给曾生活于其间的文人以影响,也章章表见于史实,以下,仅在初、盛、晚唐各举一例。

    首先看“初唐四杰”,这是初唐文坛的代表人物,唐代文学大繁荣的先驱。“四杰”中王勃、杨炯、卢照邻都到过巴蜀。王、卢二人的思想与创作均受到巴蜀佛教影响。

    据王勃《人蜀纪行诗序》,他于总章二年(669)五月自长安入蜀,滞留二载,先后游历了汉、剑、绵、益、彭、梓等州。他出身于太原王氏,是北朝以信佛著名的氏族。但他本人的信仰,与人蜀有直接关系。他自陈是“我辞秦、陇,耒游巴蜀,胜地归心,名都憩足”。杨炯称赞他“西南洪笔,咸出其辞,每有一文,海内惊瞻”,这其中释教碑是重要部分。今存作于巴蜀的释教碑有《益州绵竹县武都山净慧寺碑》、《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梓州兜率寺浮图碑》、《梓州慧义寺碑铭》、《梓州飞鸟县白鹤寺碑》、《梓州通县惠普寺碑》、《梓州郭县灵瑞寺浮图碑》、《梓州玄武县福会寺碑》、《彭州九陇县神怀寺碑》等。另外还有一些与佛教有关的诗作。

    王勃的释教骈体碑文,典丽精工,在艺术上堪称上乘之作。所记录有关巴蜀佛教兴衰史实,在佛教史上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其中写到净土信仰,可看出王勃对佛教的理解。而描摹寺塔风物,也流露出“澡雪神襟,清疏视听,忘机境于纷扰,置怀抱于真寂”的宗教感情。

    卢照邻与巴蜀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他早年为邓王府典签,曾奉使益州,时在永徽六年(655),22岁;自龙朔三年(663),任益州新都尉,两考6年;然后又在巴蜀漫游2年。他在《寄裴舍人遗衣药直书》中说自己“晚更笃信佛法”,实际上在巴蜀时已倾向佛教。他初游益州,有《石镜寺》诗说:

    钵衣千古佛,宝月两重悬,隐隐香山夜,钟声彻九天。

    后来游彭州有《游昌化山精舍》诗更表示:

    宝地乘峰小,香台接汉高。稍觉真途近,方知人事劳。佛思禅境,都流露在字里行间。在益州还作有《益州长史胡树礼为亡女造画赞》、《相乐夫人檀龛赞》等礼佛文字,显示了他对佛教的崇信。

    值得注意的是,王勃游巴蜀,曾与卢相会。今存二人诗集中有“九日”和“三月曲水宴”的唱和诗。当时王勃已大有文名,且长卢十余岁。王勃的佛教信仰对卢应有影响。

    王与卢离开巴蜀后,佛教信仰都有所发展。王勃有《四分律宗记序》一文,谓为西京太原寺索律师《四分律宗记》所作序;而据《宋高僧传》,怀素“至上元三年丙子归京,奉诏住西太原寺”,作《开四分律记》,则王文“索”系“素”之讹。这证明王勃与律宗大德怀素有密切关系。而卢照邻结交孙思邈,见所作《病梨树赋》和引日唐书·孙思邈传》;而孙与著名佛学家道宣有交往,可能卢也与之有联系。卢晚年写《五悲文》,已把佛教看作人生解脱的理想。

    “四杰”本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先驱人物,王、卢等与佛教的关系对整个唐代文坛也是有象征意义的。

    杜甫天宝十四载作《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诗云:

    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又大历二年作《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云: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郭沫若先生曾大抵按编年次序举出另外的十四诗例,证明他“从早年经过中年,以至暮年,信仰佛教的情趣是一贯的,而且愈老而信愈笃”,这个论断是真实可靠的。但对此如何分析、评价,尚须深入探讨。

    具体到杜甫与巴蜀佛教的关系,早在章仇兼琼镇蜀(739—746)时,即请无相“开禅法,居净从寺”。到杜鸿渐于永泰二年(766)讨崔旰人蜀,又曾就白崖山请无住,顶礼问法,“鸿渐未离剑南,每日不离左右”。这正是保唐宗大发展的时期。这其间,杜甫人蜀依剑南节度使严武。严氏是习禅世家,武父严挺之是神秀门下义福的俗弟子。杜甫身经数年战乱之苦,又经历了仕途坎坷,在探刻的内心反省中,佛教的解脱意识,特别是禅宗对自我心性的探求,更易于产生共鸣。直接的表现是他写了许多游佛寺的诗。这些作品的内容已与早年如登慈恩寺塔抒写游兴、寄托感慨不同,而往往真能体察佛家精义,例如一般系于宝应元年(762)梓州作的《谒文公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