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必赋，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雅兴。庐山净土法门的名僧高贤都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具备从事文学创作的才能。即以慧远为例，《高僧传》卷六写道：“远善属文章，辞气清雅。席上谈吐，精义简要。……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焉。”除慧远外，刘遗民、雷次宗、宗炳等人也都长于诗文，并有作品流传。其他僧人能创作诗文者亦不在少数，如僧彻，据《高僧传》卷七所载，“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他是慧远的入室弟子，同时又才思敏捷，诗文俱佳，在僧林颇有名气。庐山净土法门的名僧高贤有游览山水的经历，又能从事诗歌创作，山水诗大量产生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慧远创作过山水诗，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言云：“释法师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咏山水，遂杖锡而游。”慧远是因吟咏山水而乘兴出游，显然，他创作的是山水诗。但是，由于佛教自身的局限，庐山净土法门成员创作山水诗的才能受到束缚，难以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方面作品流传下来的也很少。庐山净土法门成员的山水诗，现存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庐山诸道人的《游石门诗》，以及宗炳的《登半石山诗》、《登白鸟山诗》，后二者都是残篇。慧远师徒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山水僧，却没有成为山水诗人，这样一来，创作山水诗的使命就历史地落到了谢灵运的肩上。他酷爱山水，遍游江左名胜，加之才华横溢，又没有受戒佛僧的那些禁忌，这一切都是他成为水山诗人的有利条件。南朝山水诗首先由谢灵运大量创作出来，是合乎逻辑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谢灵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大量创作山水诗的作家，他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谢灵运是一位持有净土信仰的作家，又是南朝山水诗的开创者。因此，必须把南朝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三
　　 谢灵运的山水诗受到庐山净土法门的影响，这就涉及到它和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的关系，以及南朝山水诗、山水画与净土法门的关联。
　　 谢灵运的山水诗是继玄言诗之后出现的，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玄言诗和山水诗具有共同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玄言诗中本来就包含山水诗的成分。照此说法，山水诗是由玄言诗发展而来的，玄言诗中的自然山水成分占到一定比重，就变成了山水诗。也就是说，从玄言诗到山水诗，是作品中山水分成量的增殖过程，二者一脉相承，是同一种思潮在起支配作用。通过探讨谢灵运山水诗与庐山净土法门的关系，对于玄言诗和初期山水诗的分野看得非常清楚。玄言诗主要是道家思想的产物，初期山水诗却和庐山净土法门有很深的缘份。水山诗取代玄言诗，乃是佛教信仰取代道家思想，是文学思潮的嬗变。谢灵运大量创作山水诗，是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在文坛上掀起的第一个大的波澜，是对统治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的否定。应该承认玄言诗和山水之间存在某些相同点，同时也必须正视它们不同的思想基础，不能过分夸大二者之间的共性，更不能把玄言诗说成山水诗的母体。
　　 东晋刘宋之际，谢灵运大量创作山水诗，另一位大诗人陶渊明则写了很多田园诗。山水诗和田园诗都是对玄言诗的否定，给文坛带来了新鲜空气。正因为二者在效应上有一致的地方，并且题材相近，所以，后代在分析各种诗歌流派时，往往把山水田园诗人放在一起，统称为山水田园诗派，或简称田园诗派。在论述唐代诗歌流派时，许多人采用的就是这种分类法。从晋宋之际的诗坛情况来看，山水诗和田园诗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谢灵运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许多作品反映了这个宗教派别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陶渊明则不同，他虽然住在庐山附近，但对净土法门、乃至整个佛教都是疏远的，他的田园诗所表现的主要是道家情趣。谢灵运的山水诗和陶渊明的田园诗，二者有崇佛与尚道之别。尽管后来的田园诗山水诗往往合流，但是，东晋刘宋之际这两类作品的界限还是比较分明的。
　　 学术界在分析东晋刘宋之际的诗歌创作情况时，通常提到的是玄言诗、田园诗和山水诗，而对另一类诗则有所忽视，就是主要由庐山净土法门成员创作的佛理诗。慧远的《念佛三昧诗集序》写道：“是以奉法诸贤，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阴之颓影，惧来储之未积。于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寝，夙宵惟勤。……以此览众篇之挥毫，岂徒文咏而已哉！”慧远的序言交待得很清楚，庐山净土法门成员在息心修行的同时，还创作了一些佛理诗。慧远对这些作品评价甚高，认为不能把它们当作一般诗歌看待，而是弘扬佛法的一种方式，应当给予特别的重视。庐山净土法门成员创作了大量佛理诗，并且结集成册，称《念佛三昧诗集》，序言由慧远撰写。《广弘明集》卷三○在慧远序言后面收录的是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集》四首，每首八句，句四言，都是弘扬佛理，宣传净土信仰，这四首诗当是当时载入《念佛三昧诗集》的作品。刘遗民是莲社十位高贤之一，他也写过《念佛三昧诗》。《广弘明集》卷二七收录慧远所写的《与隐士刘遗民等书》有如下一段：“君诸人并为如来贤弟子也，策名神府，为日已久。……若染翰缀文，可托兴于此。虽言生于不足，然非言无以畅一诣之感。”慧远赞成刘遗民等人通过创作诗歌把自己对佛理的领悟传达出来，可见刘遗民等人也是《念佛三昧诗》的重要作者。《全晋文》卷一六四所辑僧肇的《答刘遗民书》，可以进一进证实上面的推断。信中写道：“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咏》，并得远法师《三昧咏》及序。此作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可谓游涉圣门，叩玄关之唱也。”慧远、刘遗民都写了《念佛三昧咏》，并且流传到了僧肇所在的北土长安，在文士中产生很大反响。由此看来，东晋刘宋之际，以《念佛三昧诗集》为代表的佛理诗，在当时诗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应该把它写进文学史。
　　 综上所述，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当时的发展趋来看，玄言诗已经开始衰落，其余三者则是方兴未艾，呈现蓬勃向上态势。从思想倾向来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从相互关系来看，同属道家的玄言诗和田园诗相反相成，同属释家的佛理诗和山水诗殊途同归，两个系统内部都形成互补结构，两个系统之间也彼此渗透。把谢灵运的山水诗置于这个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对于它在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会有更加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