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新唯识论就是这样以真善（净）不二的本体价值论下贯为体用不二的宇宙人生观，所以，熊十力新唯识论其实是一种有着浓厚形而上学的意味的道德学说。不过，这种道德学说虽有一种形而上学的企图，但终于还是摆脱不了现实社会人生的苦涩和重负：“然而人之有生，不能无惑。盖当其成形禀气之始，而忽然执形气而昧其本来，是之谓惑。……虽形气本不足为隔，而今以执之弥坚，私而不公，小而自封，则举其本不隔者而成乎隔绝，是以生理剥极，而卒为颓然之一物也。”（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58页。）但是这种极其沉重的人生状况并没有使熊十力陷入“悲观主义”，相反，他从中发掘出具有本体意义的积极力量：“人生限于形气，便有无因而至之惑魔，使之自迷其本来。迷故不自在，不自在故，不得不与惑魔斗。由奋斗故，乃得于形气锢蔽重阴积暗之中，乘孤阳以扩充，遂有所开发创新，而不为物化。由此还复本来面目，则大明继盛而反于自在已。”（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59页。）
　　 进而言之，熊十力之新唯识论，只不过是将佛教缘起性空说进行了价值论的翻转。佛教缘起性空说的价值指归是性空，而熊十力新唯识论的价值指归是类似于佛教缘起性空说的“缘起”一面。只是熊十力所指归的“缘起”一面的价值含义已由负面变成正面的了，也就是说“由染转净”了，成了纯净无染之“性”，与杂糅染污之“习”判然而别。而这由染转净也就成了人生价值所在：“虽人生限于形气，故所习不能有净而亡染，此为险陷可惧。然吾人果能反身而诚，则舍暗趣明，当下即是，本分原无亏损，染污终是客尘。坠退固不由人，战胜还凭自己。人生价值，如是如是。”（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46页。）
　　 于是，将“诸行无常”的“缘起”进行价值过滤和本体提升，从而形成一种“舍暗趣明”，“刹那刹那舍其故而创新不已”的激进精神，似乎又成了熊十力新唯识论的保守主义反思的新意所在了。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本体论思想经过价值论人生观的翻转，成了一种极具实践品格的道德哲学。经过真善合一，本体论具有了道德理想目标；经过体用合一，本体论又具有了人格实践特征。在这里，“真”成了人必须实现之“善”，这是一种本体要求式的道德律令。这律令便是，要革除拘于形气之私，使之归本于本体真心流行的广大之公。而要实现这律令则又必须革除滞于僵化之锢，使之归本于恒转之变，使拘于形气之私不再锢蔽，变而至于本体广大之公。这是一种本体论式的内在超越和道德化了的变革要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内圣”诉求。只不过，这种传统价值理想——内圣诉求，经过了本体论的提升后，又指向了未来社会建设构想——外王诉求，这样，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反思自然就位移为面向未来的激进主义构想了。
　　 　　三、激进主义的构想
　　 内圣诉求是一种内在超越，外王诉求便是一种外在超越。熊十力的外在超越首先寻求其内在超越的道德要求——广大之公——的人伦对应原则，他找到了“仁”。
　　 熊十力综贯读解儒门六经，撰成《读经示要》，总括治道九原则为：“仁以为体”、“格物为用”、“诚恕均平为经”、“随时更化为权”、“利用厚生，本之正德”、“道政齐刑，归于礼让”、“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终之以群龙无首”。有了这九原则，治理集体、国家、天下便如覆掌翻掌一般容易：“本仁以立治体，则宏天地万物一体之量，可以节物竞之私，遂互助之宇，塞利害之门，建中和之极。行之一群而群固，行之一国而国治，行之天下而天下大同。”（注：《读经示要》，《返本开新》，200页。）
　　 这种外在超越要求，源于熊十力的社会制度性焦虑。“今世列强，社会与政治上之改革与机械之发明，可谓变动不居矣。然人类日习于凶残狡诈，强者谷弱，智者侵愚，杀机日炽，将有人类自毁之忧。”（注：《读经示要自序》，《现代新儒家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398—39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由此熊十力推导出了“天下之利，不可私专，而求协于公也”（注：《读经示要》，《返本开新》，201页。）这种制度“正当性”原则。
　　 那么，这种“正当性”原则如何付诸实施呢？熊十力认为，通过不“自外制之”，“不从欲上立基”，而“因乎人性所固有之德”，“直从性上立基”的德礼均平之治，自觉克服不仁之私，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人各自由，人皆平等，无有操政柄以临于众庶之上者”，便可以达到“人类之所蕲向”的“至真至善至美之境”——“群龙无首”的“大同太平世”。而在“进于大同”的过程中，“利用小家庭与小限度之私有制，而导之于社会公同生活之中，使之化私为公，渐破除其种界国界之恶习。则全人类相亲如一体，而天下为公之治，可以期必。”而在这“改善”的过程中，“一国之内，往往有一大力者出，足以振动世界。则欲全人类跻于大同，亦必有大圣者出，方可转移一世。”（注：《读经示要》，《返本开新》，211—213页。）由此看来，推动社会改善有赖于圣人出世。
　　 这便是熊十力40年代在《读经示要》中给出的“外王”方略，可看出这是对孔子以来儒家乌托邦社会理想的新诠释。而到了50年代，熊十力在《原儒》中，对乌托邦社会理想的再描述更多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玫瑰色变成了火药味，“改善”被“革命”取代。
　　 《原儒》不再将所谓“小康礼教”的“私有制”作为可以导之于“大同之世”的过渡之梯，而是将它们对立起来。熊十力认为，“孔子外王学之真相”，决非“拥护君主统治阶级与私有制”，而是“为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持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注：《原儒》，《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224页。）而此“荡平阶级”之志， 便使孔子俨然成了革命导师：“夫圣人革命之志，要在造时，毋待时也。造时者，惩过去不与现时之弊，与其颓势之所趋，而极力拨去之。惟顺群情之公欲公恶，行大公至正之道，以创开一变动、光明、亨通、久大之新时代，所谓‘先天而天弗违’是也。 ”（注：《原儒》，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259页。）并且， 孔子还差点就要发动革命行动：“《论语•阳货篇》称孔子欲应公山弗扰与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