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把仁看成最高境界，但从未把仁作为知识概念去讨论，而是主张在躬身实践中去体会、去把握。理学家对“仁”的最富理论意义的解释就是“生理”、“生意”、“生物之心”，而要得到这样的“认识”，必须在生命体验和实践过程中去获得，其中包括“静中体验”和“静坐”。这显然是从佛、道哲学中吸取过来的。
　　 道家也是强调实践功夫的，是主张“修之于身”的。但道家以“静”为其根本的修养方法，其特点是排除人为的欲望和知识，体验心中之“道”即“德”，如果说老子更多地关注于直观，那么庄子则更多地关注于体验，其著名的“坐忘”法，就是静中体验“道”的境界，即所谓“同于大通”。
　　 与儒、道相比，佛教似更重视理论思辨，特别是前期般若学与心性学，进行了很多分析和论证。但有趣的是，对“心”分析最为详细的唯识学却没有在中国继续传播与发展，倒是天台、华严和禅宗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以宗教实践为特征的禅宗，得到了持久发展。这个事实说明，中国化的佛教，其境界说同样是重视实践修养功夫的。佛教修养的基本方法是“止观双修”和“定慧不二”，即主张把智慧和修行结合起来，这同儒家的“知行合一”也是一致的。
　　 如果将儒、道、佛的修养功夫作一简单概括，那么可否说，儒家“主敬”，道家“主静”，而佛教“主定”。“敬”以庄敬严肃为特征，“静”以无欲虚静为特征，“定”以止寂无念为特征，三者各有所重，但都以实践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