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颂古”就是拈出“古则”（亦即“公案”），并以韵文对此加以解释、评颂。据有关资料记载，以这种形式解释“公案”的，首推临济僧人汾阳善昭。他曾收集古人公案一百条，作成《颂古百则》。之后不久，云门宗的雪窦重显又广宏其音，大显其旨，也作《颂古百则》。由此，禅宗风气日趋浮华，早期禅宗那种浑淳、平易、大全的本旨渐被消融。对此，《禅林宝训》多有批评。
　　 同样，禅宗学风变质的步伐并没有随着“颂古”之风的兴起而就此停止，它继续朝着浮华不实的方向发展，其具体表现就是在“颂古”基础上出现的“评唱”、“击节”。
　　 由于“颂古”本身的意蕴含蓄，不易理解，有些禅师认为有必要对颂古进行再解释，进行重新“评唱”和“击节”。这方面最有影响的当推北宋禅僧法演门下“三佛”之一的佛果克勤（宋徽宗赐号“圆悟禅师”）。他写了两部书：一部叫做《碧岩录》（也称《碧岩集》，十卷），一部收做《击节录》（二卷）。《碧岩录》是对云门雪窦重显的《颂古百则》加以评唱（“评”而“唱”之）；《击节录》即是对雪窦的《拈古百则》加以“击节”（“击”而中“节”）。二者都是对雪窦“颂古”和“拈古”的注释。《碧岩录》的问世，在禅宗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即由讲“公案”、逗“机锋”的《灯录》、《语录》阶段，发展到“注释”公案、机锋的阶段。同时也标志着宋代禅学的“文字禅”达到了炽盛的程度，完全失去禅宗“不立文字”这一至简至要“教外别传”的本色。《碧岩录》对当时禅学丛林的冲击是很大的，虽然也遭到诸如灵源、佛鉴等长老的反对，但终不能扭转那股评唱之风。由于日积月累，丛林已习染成弊。在此情况下，身为《碧岩录》作者佛果克勤的大弟子，也即《禅林宝训》编辑之一的妙熹宗杲禅师，勇敢地站出来，对此说进行了坚决反击。《禅林宝训》是这样记载的：“绍兴初，佛日（即宗杲）入闽，见学者牵之不返，日驰月骛，浸渍成弊，即碎其板，辟其说，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拨剧，摧邪显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复慕。然非佛日高明远见，乘悲愿力救末法之弊，则丛林大有可畏者矣。”[（4）]
　　 从菩提达磨倡导的“无相之旨”，到曹溪慧能的“不立文字”，到“一花开五叶”的“各擅佳声，力行己任”，发展到汾阳善昭和雪窦重显的“颂古”，圆悟克勤的“评唱”，以及以宗杲为代表的一批长老的“救末法之弊”，这就是《禅林宝训》向我们展示的禅宗发展的进程。宋代禅宗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宗杲欲“救末法之弊”的方法是推行一种与文字禅对立的“看话禅”，即参究“话头”。所谓“活头”，指的是“公案”中禅师的答语。看话禅不像以往的“颂古”、“评唱”注重意解理会，注释“公案”，论量古今，而是单参一个“话头”，目的是通过个人历久真实的参究以获得对禅境的直观体验，建立自信，追求自悟。看话禅的兴起标志着宋代禅学向着简捷、践行的方向转化。
　　 为拯救文字禅给丛林学者造成的“戒律不持，定慧不习，道德不修”[（5）]的种种弊端，《禅林宝训》的作者力斥文字禅的危害，并举起道德仁义的大旗，尽择先师有关的嘉言善行，以正世人耳目，以此丛林之风，终于给宋代禅学界吹进了一股令人欣悦的清风，也使后人领略到宋代禅师们的另一番风情。

　　 　　二、《禅林宝训》内容简介

　　 《禅林宝训》是一部文理悠闲平易，全无玄虚怪妄之痕迹的书籍。通过平易、简练、易懂的语言，深刻再现了禅宗作为佛法心宗所奉行的戒、定、慧等细行，更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向人们展现了历来丛林住持的嘉言善行，高风亮节。它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人们入道，消除势力人我之心，同归道德仁义。山樵在《禅林宝训笔说•序》转述了清代僧人晓岱对《禅林宝训》一书特点地概括：“是书也，非《华严》之尚清虚也，非《金刚》之证因果也，非《圆觉》之偏寂静也，非《维摩》之溺幽隐也，非《楞伽》、《楞严》之空空色色，有形无形也。”《禅林宝训》不但与以上所举诸经有明显的不同特点，而且与禅宗自身经典以及禅宗各宗派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它没有《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那种有正说，有反说，有庄说，有谐说，有横说，有竖说，有显说，有密说的“公案”、“机锋”和答非所问的“禅语”，更没有对古时禅宗“公案”注释式的“评唱”、“击节”。《禅林宝训》所载各位禅师接引来学的方式，与重顿超得妙，功行绵密的沩仰宗，重峻峭机锋，解黏去缚的临济宗，重稳顺绵密，判断修证的曹洞宗，重斩断葛藤，截断转机的云门宗，重对病施药，相身裁缝的法眼宗都有所不同，它直以正面说理，去训诫诱掖学人修养道德，利济众生。
　　 面对宋代禅宗出现的种种弊端和危机，《禅林宝训》的作者们忧心忡忡，他们以强烈的责任感，以超世的勇气加以严厉的痛斥。上面提到，禅学发展到宋代，走上了由慧能开创的“不立文字”的早期禅宗的反面，由“内证禅”而变成了“文字禅”、“义理禅”。这种情况发展的极至就是《禅林宝训》的原编者之一妙喜宗杲禅师的老师佛果克勤所著的《碧岩录》。对这一段历史，《禅林宝训》是这样记述的：简要至极的教外别传之道，起初没有别的说法，前辈们坚信不疑地实行和守护它。到了北宋真宗天禧年间，雪窦对此至简至要之道着意变弄，一味求取新颖奇巧，他继承汾阳的做法，举古则为韵语，试图以此去发明古则的意旨，从而达到笼络当世学人的目的。禅宗风气由此而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到了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圆悟克勤又出己意，背离教外别传之道，著成《碧岩集》。那时，新进后生，朝诵暮习它，并称其为至高的学问，并没有人了悟这种学说的错误。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宗杲去福建，看到学者被一本《碧岩集》所牵引，不能迷途知返，由于日驰月奔，已浸染成弊。宗杲愤怒地碎毁刻板，并驳斥该书不正确的学说。通过一番努力，使教外别传之道在丛林中又得振兴。如果不是宗杲有高明远见去挽救末法的弊端，丛林就会出现更多更大的可畏惧的事来。[（6）]书中所反映出来的以宗杲为代表的一大批有识的禅僧为挽救佛教禅学弊端而做的种种努力，有力地表明，宋代禅学尚有一股清新之风，并非全是崇尚公案机锋、评唱以及玄远的那一套，禅学的真实本旨靠了这些禅僧在宋代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张扬。这对全面把握和认识宋代及以后的禅学性质，是起到了独特作用。宋代禅学所具有的清新之风，还体现在佛禅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融合上，而《禅林宝训》一书又比较集中地汇集了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