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热”出现于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凡一种“热”的前提条件便是“热”的主体被广泛地传播与接受，而且产生了深广影响。“寒山热”也不例外。寒山子其人其诗，由中国传播到日本，再以日本为中转站，传播到美国，以至50年代在美国被“垮掉的一代”奉为鼻祖。循环而归，这种崇拜与狂热在中国的港台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70年代港台报刊杂志关于寒山子其人其诗的评论文章之多势如雨后春笋，蔚然形成一“热”。寒山子其人其诗的传播与被接受以至形成“热”用下图可作例示：
　　　　（附图　　[图]）
　　　　主体是寒山子其人其诗。这个传播与被接受的怪圈在每个链条上都有着各异的表现及原因。探索这种表现与原因将有助于理解“寒山热”的本质。
　　一
　　寒山子其人，由于没有足够的现存史料，仅可推知他是生活在6世纪到9世纪的一位禅客诗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隐居在浙江天台的寒岩。然而，他“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墅人家厅壁上所书文句三百余首”，［①］后世流传的寒山诗就是这样来的。且后人对于寒山子其人的有限推测也多源于他的这些诗作。在漫长的时光流逝中，寒山诗偶而也会被诵读以至模仿，如王安石、朱熹、王应麟、陆游等人都曾有拟作。但是总体来看他的诗是被忽视以至冷落的。从12世纪至18世纪的600余年中，不论是官方还是私刻的诗选。诗集中都不曾载入寒山诗。寒山诗没能取得文人士子的认同与赏鉴，被正统的文学所忽视以至排斥了，更为奇怪的是，一生修道学佛的寒山子，他的诗却没有被收录到任何官方刻印的道藏与佛藏之中，虽然在闾丘胤的序言中，他被描写成一个佯狂似癫的人物，甚至被誉为文殊菩萨的转世，而寒山与拾得在民间传说中被变形、夸张，成为许多画家乐于表现的题材。最终，在苏州修建了一座寒山寺，将寒山子置于神龛之内，为人们崇拜与求祈着。
　　从寒山诗文本可以发现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一些原因。首先，寒山诗中的人物形象，具体化为寒山子这个人，他是非佛非道亦非儒的。何以见得？他不住在寺庙，寒山诗中一再称自己“家住绿岩下”、“惯居幽隐处”、“独卧重岩下”、“粤自居寒山”，因此，并非纯粹的遵守佛门清规戒律的佛徒。而他又时时讥讽道教的炼丹术，以“昨到云霞观”起句的诗中有这样几句：“饶你得仙人，恰似守尸魂。心月自精明，万象何能比。欲知仙丹术，心内无神是。莫学黄中公，握愚自守拟。”可见，他也不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此外，寒山子相信轮回和业报，并且在诗中大力宣讲如“可畏轮回苦”、“可畏三界轮”，在“我见转轮王”中，连圣王也不能脱免轮回之苦了，“我见转轮王，千子常围绕。十善化四天，庄严多七宝。七宝镇随身，庄严甚妙好。一朝福报尽，犹若栖芦鸟。还作牛领虫，六趣受业道。况复诸凡夫，无常岂长保。生死如旋火，轮回似麻稻。不解早觉悟，为人枉虚老。”转轮王，是古代印度神话中的“圣王”，手持轮宝降伏四方。即使是这样有功力的圣王，“一朝福报尽”，还是“犹若栖芦鸟”，何况凡夫俗子呢？这种轮回与报应的宣扬使寒山诗也为“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所排斥。寒山诗因此见弃了中国传统的三大主流思想：儒、释、道。其次，我国诗歌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高洁、含蓄与隐晦，尽管有时是为了掩饰感情和思想的贫乏。而在寒山子的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从“城中娥眉女”到“东家一老婆”，从“低眼邹公妻”到“城北仲家翁”，甚至从“快哉混沌身”到“猪吃死人肉”。从语言风格上来看，在一千余年以前（以提倡白话文学的“五四”时期为准），寒山子以白话写诗，不能不说是个大胆的创举。寒山诗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即使在千余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如此。他风格坦白、直接，有时甚至以不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如“快哉混沌身，不饭复不尿”，又如“猪吃死人肉，人吃死猪肠。猪不嫌人臭，人返道猪香”等等。正统的文人看不到这些诗的诗性，从而不能欣赏与理解便是情理之中的了。第三，寒山诗具有极强的劝世倾向与说理性。而我国的诗歌传统多通过对自然景象的人格化描绘诉诸读者感官上的影响，寒山诗则试图与读者探讨生命哲理。如“人生不满百”诗，首句化用《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一诗，然而两诗的作者倾向是截然不同的。寒山诗云“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自身病始可，又为子孙愁。下视禾根土，上看桑树头。秤锤落东海，到底始知休”，而《古诗十九首》中是这样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滋？”这是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大有汲汲皇皇如恐不及的忧虑。而寒山诗则旨在进行哲理上的说明与告诫：尽管忧虑无尽，最终还是难逃一死。简言之，“生年不满百”是情绪的、暗示的，“人生不满百”是直白的、说理的。而寒山诗中这类作品绝不在少数。
　　　　悖离了传统的东西，只有在传统被彻底扬弃之时，人们才会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与意义。“五四”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五四”以前，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口号提出之后，以白话口语入诗的寒山子其人其诗也因此被重新发现并且得到了新的评价与定位。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都给予寒山子其人其诗以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先行者。因了胡适先生的著作，寒山子在二十、三十年代重新为中国人所认识。其时，余嘉锡发表了有关寒山子的专门论著，寒山诗也得以进入《四部丛刊》。寒山诗似乎有重见天日的希望。遗憾的是，1938年以后，国内再没有寒山子其人其诗方面的文章发表。“寒山诗在故土再一次被遗忘。”［②］直到六、七十年代，寒山“热”过日、美之后，国内才又有所反响。首先响应的是港台。1966年香港胡菊人发表《诗僧寒山的复活》、1970年钟玲在台湾发表《寒山在东方和西方的文学地位》。一石激起千重浪，继钟玲的文章后，港台关于寒山的研究气势愈来愈盛，寒山终于“热”到了故土故国。
　　　　如前所述，寒山诗悖离了中国诗歌传统，公允地说，他的大部份作品，是偈不是诗。然而，一个如此被忽视的禅客诗人，他的诗作竟绵延千年而流传下来，除了幸运之外，还归因于寒山诗自身的诗性价值。寒山子的好处在于他以一种彻底绝决的离世精神看视生命与人间万象——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哭一笑、一贪一嗔、一爱一恨。这样的主观状态便带来诗的疏朗与超脱、朴质与自然，是参透世事人情之后的明澈与了悟。“俯拾皆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马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频；薄言情语，悠悠天钧。”［③］这说的当是寒山吧。总之，寒山子以白话手法写诗，其诗风冲淡闲远、放旷野情；朴质浅显、真情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