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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沉沉浮浮香港地 历尽沧桑一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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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大师饶宗颐回归十年前夕借“三舍”言心志

  慈、悲、喜、舍。

  这四个字,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前的招牌大字。

  走入馆内,饶老私人特别珍藏的小玻璃柜内又见这四字,这回却是指尖大小的玲珑小字。

  一大一小,皆居显赫处。

  饶老感慨地说,这浓缩了我的人生体验,最高境界就落脚在这“舍”字上。

  他扳出三个手指说,“舍”有三种境界:一是“财舍”,二是“法舍”,三是“无畏舍”。我是历尽沧桑一学人,60余年来,与港岛沉沉浮浮,直到今天。

  人物传奇

  国学大师饶宗颐

  饶宗颐1917年6月生于广东潮州大富之家,字固庵,号选堂。

  饶宗颐笔耕七十年,著作约70余种,著述3000多万言,治学之领域,遍及10大门类:敦煌学、甲骨学、考古学、金石学、史学、目录学、词学、楚辞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诸多学科。仅其中《20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即浩浩12卷,洋洋1000多万字;专著60多种,各种论文400余篇。先生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其中古梵文、巴比伦古楔形文字等被形容为异国“天书”,他也精通。

  去年饶老九十寿辰,国际汉学界的权威学者以及香港九所高校首次联手行动,共同为这位大师所涉及的九大学术领域,召集海内外学者展开学术探讨和交流,盛况空前。

  饶老印象

  大师“有趣”

  白发白眉、颜容清癯的91岁国学大师,最爱用的词却是“有趣”。

  在学术馆里参观,每走一步,每见一个作品,饶公都要给我们讲上一大段“古”。

  说到“打坐”,他索性把双脚盘在大腿上,连皮鞋都没脱,看到我们一脸佩服和惊异,干脆直接笑着问:“我很有趣吧?”

  我们发现,大凡采访饶老的人,都心有忐忑,因为饶老在敦煌学、甲骨文学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填补海外汉学界的扛鼎之作,他本人更被誉为“当今汉学界导引先路的学者”,且琴棋书画俱佳,被钱钟书称为“旷世奇才”。

  但连串“有趣”却把我们的忐忑打消了。

  “他涉猎广泛,研究深入,常身处高处难免寂寞。”港大教授们告诉我们,饶老要常用“有趣”化解学生对艰深课题的畏惧。

  也许是怕我们看出他太“寂寞”了。饶公打趣说,“我是不是一个‘怪物’?!”

  饶公四论

  奇正 蜡烛 守株 旁移

  听说我们是广东来的记者,饶老更厚爱三分。访谈中,饶老的精彩四论令记者拍案叫绝。

  一是“奇正论”。他说,别人说他是奇人,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老子讲“正以治国,奇以用兵”,他则是“正以立身,奇以治学”。立身做人要正,但做学问要出奇制胜,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

  二是“蜡烛论”。先生自14岁起,学“因是子静坐法”,几十年从不间断,每日早起静坐,然后散步,晚间9时必宽衣就寝。国内学者曾将他与清末两位大学者龚自珍、王国维并论。饶公说:与上述二位比较,自不敢当;但我的好处是活得长命,龚自珍只活到49岁,王国维先生50岁,以他们50岁的成绩,和我80岁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人的生命如同蜡烛,烧得红红旺旺的,却很快熄灭,倒不如用青青的火苗,更长久地燃烧,来得经济。

  三是“守株论。”别人一辈子在不停追逐机会,他笑说自己则比较“偷懒”,坐在树下做好准备、耐心待兔,一见到兔子就以最快的速度扑上去,这样一辈子总能抓到几只兔子的。这其实就是讲究治学“一以贯之”的重要性。他研究佛教,一直想学梵文,后来在一次国际会议碰到印度专家,就以甲骨文与他交换传授,学会了人称“天书”的梵文。他又以同样的方法,学会了中东的楔形文字。这些机缘看似偶然,背后是他的“一以贯之”。

  四是“旁移论”。他说,别人总结我学问有八大门类、十大门类,看似涉猎繁杂,之间好像没什么关系,其实每次我只是往旁边移了一小步。像一开始继承父志编撰《潮州艺文志》,是搞方志学,就得懂一点碑记,进而研究考古学、古文字学,接着机缘凑合就到了敦煌学,一步步都很紧凑,很扎实。

  财舍

  四个银庄和治学之间的选择

  当时我家有银庄四个,还印钞票。李嘉诚的父亲也常来银号办业务。我是长子,既要管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父亲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只能两者挑一。我选择了把父亲的学术延续下来。

  广东人喜欢把饶宗颐与另一位潮州老乡李嘉诚相提并论——李嘉诚富可敌国、饶宗颐学富五车,分别代表了当今香港人经济、文化领域的最高成就。

  但不为外人知的是,90多年前,饶宗颐出生时的饶家就是潮州首富。

  饶老说,潮州人喜欢管富家少爷叫“阿舍”,就是家里有很多房产。

  “不过,我要修正这个财富观”。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一生,与香港的缘分不浅。

  饶宗颐(以下简称“饶”):我今年91岁了,我生命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香港。

  我16岁第一次来到香港,当时家里有生意在香港,我来视察。

  1939年,我23岁的时候,中山大学聘请我当研究员,但当年日军南侵,中山大学迁赴云南,我绕道到香港。没想到,我当时生了一场大病,滞留在香港。战乱的洪波把我甩到这里,从此命运大转折。

  记:所以,香港成就了您?

  饶:我在港大教中文,一教就16年。在香港,我避开来自政治的、社会的动乱,每年都有机会被派到国外开会,参加美、法等国的汉学研究机构工作,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能到印度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这是我的幸运。

  记:大家说,您研究学问广泛。

  饶:不能这样说。我主要是研究文史哲、艺术等几个方面,研究世界:伊拉克、波斯、希腊等古文化。

  把根扎在香港,我既可以了解祖国内地考古新发现,又可以接触世界上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和文化思潮,文化的血脉并没有割断。

  更重要的是,站在这里,我学会了从世界的立场看中国、看香港、看我的家乡广东。

  记:香港遍地是黄金,制造了无数财富神话。但您这位国学大师,却把巨大家财从手里慢慢散去了。

  饶:(笑)当时我家非常富有。有银庄4个,还印钞票。李嘉诚的父亲也常来银号办业务,十分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