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49年1月，雪窦山太虚舍利塔初成，大醒奉太虚灵骨人塔。在此前后，武汉、厦门、重庆、西安、开封、香港等地也分请舍利建塔，供纪念瞻仰。自1948年7月起，由印顺、续明等编的《太虚大师全书》也陆续出版发行。全书仿《大藏经》编例，分四藏二十编，即法藏，收太虚有关佛法概论和佛经讲义；制藏，收太虚关于佛教戒律的解释和僧制改革的论述等；论藏，收《真现实论》等太虚以佛法根本观点融摄世学的论证。杂藏，收诗文杂评等。计700万余字。
　　虽然太虚本人由于接连遭受挫折，尤其是晚年因知友爱徒丧亡相续心境不佳而低估了自己一生的成就，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他在倡导和创办近代佛教教育；在鼓励和建立近代居士团体，特别是佛教青年组织，晚年还指导了很有活力的上海佛教青年会组建；在清除中国宗法社会给佛教蒙上的污染，首倡人间佛教；在加强东西方文化、国际佛教和各民族佛教交流沟通，提倡各国各民族佛教徒联谊等方面的卓越贡献依然有目共睹。尽管他一生致力的主要方面即改革僧伽制度未能成功，但也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教训。如果以太虚青年时代提出的教理、教制、教产三大改革目标与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状况相对照，那么更显出其主张的超越性。教理改革即以人间佛教理论建构纠正传统佛教之弊端，这一理论经过印顺和赵初的推进和阐解，直到80年代才成为海峡两岸佛教公认的指导思想。人间佛教理论的建构是近人佛教教理改革的重大成就，但其进一步成功动作不能不依赖教制改革。在这方面，可以说太虚当年提出的一些具体设想、方案如设菩萨学处等都有了小规模的试验，零星的改革在海峡两岸也一直在进行，当然实践中不免要对设想作修改，如果把承认人间佛教思想指导而不一定严格依太虚原先的想法和各种尝试也算在内，那海峡两岸佛教的变化与太虚当年相比也不小。当然，如果以太虚提出的基本目标来要求，那还有相当差距。在教产改革方面，人们不能不钦佩太虚当年提出的财团法人基金会、股份制、合作制、董事会制度等超前性，这些制度有的已经在海峡两岸实行，有的必然要实行，当年盛行的子孙寺产继承制已经走向了末路，但由于那些“旧僧”没有响应太虚的号召，进行自我改革，佛教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太高了。自然，现代佛教革新必然会碰到许多太虚当年未想到或未深入思考的问题。如人间佛教与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关系，就是很重要的问题。换言之，即如何通过人间佛教理论引导中国佛教原有宗派适应、关怀现代社会？这一问题不解决，人间佛教理论可操作性就大打折扣。尽管太虚早年提出兼弘大乘八宗，还深研法相，提出修行弥勒净土。后期又提出：“中华佛教之特质在禅”，“宜勿分新旧而以派别拘”（《评宝明君〈中国佛教之现势〉》），“主唐代禅宗辅锡兰律行以安心立僧，主日本（净土）真宗并辅西藏密咒以经世济生，庶可为‘末法期’集起‘人生佛教’之要素矣！”（《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这里“主唐代禅宗”等，强调的是把禅宗传统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提升为“直依人生增进成佛”，在此基础上，吸取南传佛教戒律和日本净土真宗切近民众生活的优长，建立新佛教。但除了倡导建设人间净土可以成为各宗派的共同目标外，其余上述说法均与发展挥人间佛教理论对各宗派的指导作用还缺乏紧密联系，或者说缺乏具体实践和深入阐述。
　　太虚曾经预期：“我为发扬中国佛教，改革中国僧制，使佛教受到广大人群的信奉，自不免有损不愿改进的传统佛教者的名位，（他们）对我或有不满的表示。但我自信在我死后百年，佛教僧俗都会想念我太虚，认为太虚为佛教（的着想）是对的。”（《对汉院僧的临别训示》）事实上，仅隔42年，即太虚诞生百年，海峡两岸以及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地都举行了极其隆重的纪念活动，包括僧人、居士以及研究中国佛教的专家学者都对太虚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也许至今，传统的影响依然很深，佛教革新的阻力仍然不小，可是我们回眸看当年，是否和后人看现在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