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的成年时代
　　历经种种挫折，太虚也在反复质问自己是否错了？不！自己为苦难的众生着想，为佛教的未来着想的心愿没错。那么，问题是否在于做法和步骤？做法和步骤失当的原因又在哪里？自己在学养与性格方面又有哪些缺陷？这些，都有必要静下心来，作出深刻反思。
　　
　　1914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为各自利益所驱，纷纷卷入了战争，一时间枪炮齐鸣，硝烟四起，人类数百年苦心营造的物质文明顷刻瓦解。局势的变化，使中国知识界许多认为救中国就要学西方的精英大感失望，而深受西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太虚对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所起的战乱亦深感失落，以致对自己一向以来的信念发生动摇，甚至对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亦是发生怀疑。
　　当时，太虚在江浙四处漫游时也在不断思考。看来，中国就是中国，照搬西方的路子是走不得了。尽管太虚对前途一度悲观，心中的东方佛教文化观念与所知的新学却时时在进行交战，尤其是内心深扎的菩提根时时召唤着他，使他终不能安于一般的尘俗生活，白白地虚度光阴。1914年8月，他第四次来到了普陀山，在这里又遇到了了余法师。早在太虚出家受戒时，便得到过了余赏识，后太虚在普陀山化雨小学任教员时又与了余多有交住，因此两人关系极为融洽。在多次交谈中，太虚获悉当年曾在西方寺一同阅藏而结下深厚友谊的挚友昱出此时又在普陀闭关清修，而诗友豁宣亦寓此度夏。了余又向太虚描述了当年自己在普陀闭关时证悟到的无上心境。这一切极大地激发了太虚。回想起自己推行佛教革命以来所遇到的挫折，尤其是在西方寺阅藏所获证悟境界的鼓舞，太虚深感自己必须寻一清净之地，远离尘俗，静心澄虑，对所遇困境进行全面思考，以期充实思想体系及其实行的方法、步骤作出重新调整。中国的苦难依旧，甚至更甚；佛门的确良弊端也更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些现状并没有改变，证明了自己为苦难的众生着想，为佛教的未来着想的心愿没错。问题首先在自己对佛陀之法化体系领悟不够。因而太虚向了余提出，准备到普陀山闭关，并且选定了余昔年闭关的房屋作为自己的闭关场所。所谓“闭关”有远离尘嚣，克期精进修持的意味，但需要一定的条件。禅宗有“不破初关不住山，不透重关不闭关”的说法。所谓“初关”、“重关”、“牢关”是参禅得悟的三个关健处。这句话就是说要有所悟入后才能隐居静修，大悟后才能闭关。除此之外，有高僧明师指点，有研修所需的经典书刊资料，充分的营养供给，适当的室内运动等都是必需的。　　
　　决心既下，太虚便为闭关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在宁波，与其师祖奘年法师熟识的信心居士得知他将闭关的消息后，向他赠送了一部《频伽藏》。接着太虚又到上海，购买了大批书籍，包括严复译的全部西学著作，以及心理学、论理（逻辑）学、哲学方面的译著，新近出版的《民国经世文编》、章太炎所著《章氏丛书》、梁启超所著《饮冰室合集》、工具书《辞源》，还有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王阳明、曾国藩等全集，又订了《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出的综合性文化杂志）等期刊，再加上冯汲蒙居士赠送的《十三经注解》及《二十四史》等木刻本，以及自己原有的李白、杜甫等诗文集，各种佛书等，可谓应有尽有，极其丰富。此外，在信心居士的大力资助下，太虚除了预备下产关期间的零星费用，还专门雇佣了一个工役，以在闭关期间照料其生活起居。而闭关时用的房屋、书架、器用什物及日常茶饭等，则均由了余法师提供。这样，太虚在闭关期间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天致志于悟性上的提升和理性上的思考。1914年10月，太虚带了整整十几箱的书刊到了普陀，住进了锡麟禅院楼上的关房。经过了余的精心安排，房屋显得宽敞整洁，布置一新。一间大的，供设佛座蒲团及经书的陈阅之用，另有一间卧室和一间会客室，起居饮食尚称安适。到了进关这一天，了余又专门请住后寺藏经阁的印光法师前来封关。太虚早在任教普陀佛教小学时，便与印光结交，印光对太虚的诗文才华，也极为赏识。此番印光又为太虚封关。此外，一度外出豁宣亦特意从扬州赶回，老友再相会，彼此诗词唱和，自有一番热闹。太虚亦作诗数首，吐露心声，其中一首曰：
　　芙蓉宝剑葡萄酒，都是迷离旧梦痕。
　　大陆龙蛇莽飞动，故山猿鹤积清怨。
　　三年化碧书生血，千里成虹侠士魂。
　　一到梅岑浑不忆，炉香经梵自黄昏。
　　从中可以看出，太虚在对如烟往事的追忆中散发出壮志未酬的悲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其不意遭遇失败后，依然强忍坚毅的心境以及暂别俗尘，焚香阅经的心愿。在普陀闭关期间，因为少受外界干扰，太虚的生活是极有规律的。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坐禅，礼佛。中午则写作看书报，并且阅览所带的各种新旧学书。晚上礼佛完毕，便打坐参禅。没有了凡尘俗事的牵扯，太虚在一种极其平静的心境中过着自在的生活。然而身居静室的太虚并非与世隔绝，他与外界始终是声息相通的。闭关时期，除了阅读所订的新闻杂志外，上海出版的《申报》亦是太虚每日必读的，因而他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也时有闻，所谓“幽居原与困砖磨，呼吸常通万能里波”正是太虚在闭关时期真实的心理写照。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仁山突然到普陀拜访太虚。原来文希新近接任扬州天宁寺持（该寺也是当地城中数一数二的大寺），准备兴办僧学并且骗发佛教月刊，一时缺乏人手，又仰慕太虚才学，因此派仁山专程赴普陀，激请太虚出山，到天宁寺协助文希。而太虚深感在目前形势下，迫切需要的是闭关自修，作理性上的深层思考，使佛教改革的思想体系能够比较完善，而不是立即在实践上推行。因此他们婉言谢绝了仁山的邀请，以表示自己闭关反思的决心。
　　此后不久，曾有青年僧人来普陀向太虚求教。细问之下，方知他们是华严大学的学僧。原来上海哈同花园主人多年来倾心佛学，曾邀宗仰往印《频伽大藏经》。1914年秋又出资在园内兴办华严大学，并邀释月霞前往主持。月霞，1858年生于湖北一胡姓耕读世家，自幼习儒，后应童子试未就，转赴南京观音寺出家。随后多方参学，精研佛理，并专宗华严。1894年曾在安徽九华山打“禅七”，并任讲《华严经》八十卷本，为时达3年。1907年任教于杨文会创办的祗洹精舍，并成为江苏僧教育会创始人之一，而其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的华严大学，成为近百年来未有的华严学弘扬基地，也成为近代僧教育的典范之一，为近代佛教界培养了持松、常惺、慈舟等一流僧材。然而几个月后，因为哈同夫人要求全体学僧向其顶礼，遭众僧拒绝，闹得双方不欢而散，学僧欲全体离校。为此，华严大学又迁往杭州海湖寺继续开办。自然，条件差了，师资弱了，以至有的学僧慕名太虚之名，闲时常往普陀求学就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