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工商界人士与太虚有联系，如“纺织大王”穆藕初，曾留学美国，信奉基督教，后归依佛教。1923年冬，他拜访太虚，讨教佛法。他讲的学佛体会：“觉佛教自可以纠正人心，安慰人心，使人提起精神服务社会。”“励行自度度人之事业，则宗教之推行尚矣；开究竟觉悟之路程，则佛化之宣传尤要已”。（《藕初五十自述》）这与太虚的语言如出一辙。1926年，太虚赴星洲（今新加坡）弘法，其初缘系厦门几位工商界的青年蒋剑一、苏鹤松、黄谦六归依了他，并准备至南洋经商，是他们出资并约释转道等组织了“星洲讲经会”，迎接太虚前往。在星洲，著名华侨大企业家陈嘉庚专门抽时间陪太虚参观他的橡胶园、工厂和商店。“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则先致函太虚。想了解太虚对佛教与商业关系的看法，得到太虚答复后，他大喜过望。随即邀请太虚会面，款款而谈，并因那儿的天气实在热，执意留太虚在他家的凉屋中憩息几天。星洲中华总商会也予以太虚盛大的欢迎。总之，不管大陆或海外，民族工商业者都对太虚提倡的新佛教寄予很大的希望。
　　由于太虚一贯重视摄受各界人才，护持佛法；也由于在中国如果“朝中无人”，什么事也很难办成。因而太虚在政界也广交朋友，而且不分南、北，共和、立宪，当然这不等于太虚没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从政治倾向看，太虚比较接近的自然是自己早年同生死，共命运的革命党人，积极追随他的工商界人士王森甫、玉慧观、陈静涛等其实也有同样的倾向。正因如此，任职南方国民政府的官员李子宽、谢铸陈等才能死心塌地地追随太虚。李子宽（1882—1973），湖北应城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学校，参加同盟会。北伐战争以后，历任福建、湖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南京特别市财政局长，淮北盐运副使，十省禁烟督导处长等职。他竭力整顿盐税，缉私禁烟，成效颇著。每月经手税款数百万，清廉如故。他第一次接触太虚是在1918年在上海听太虚讲经。太虚讲缘起性空，他想：一切事物都是现在实有的，怎么说它们是“空”的呢？于是引发了佛学的兴趣，自名“了空”，即要了解佛法之“空”的真谛。第二次接触太虚是1927年在福建，当时他任省财政厅特派员秘书。福建各地驱赶僧人，占夺寺产的风声甚急。闽南僧俗请太虚想办法，太虚托子宽与当局疏通，终于使当局接受了太虚意见，颁布文告，保护寺产。第三次是1929年在武汉，李子宽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太虚莅汉举办讲经法会，历二周，李子宽每次都去听。法会圆满时，李子宽带头归依太虚，受三归戒。从此，他对太虚的佛教革新事业全力以赴，成为太虚事业的最有力的护法者。1931年，太虚在北平华北佛教居士林讲《能断金刚般若经》，成《能断金刚般若经释》一书。而李子宽钻研“空”义有了收获，译成《白话金刚经》。他为了给其母追荐，将两书合刊，出资印3000册，施赠大众，并请太虚作序。太虚在序文中写道，李子宽实在是能够真懂深刻的“空”的道理，成就无量功德的人啊！他在人间躬行“空”义，淡泊名利，凡遇利国利民的事都埋头去作，任劳任怨，世人毁誉都不放在心上。一句话的概括：“了了了时无所了，空空空处不真空。”王森甫去世后，李子宽继任汉口佛教正信会会长。曾陪同太虚访问江苏句容宝华山隆昌寺，与戴季陶商谈世界佛学苑的组建问题。抗战期间及战后，李子宽任汉藏教理院董事、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理事兼总干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追随太虚从上海到武汉，由重庆至南京。1947年太虚圆寂，李子宽全国维持其未竟的事业，如以发行流通佛典，特别是以太虚著作为宗旨的佛教文化社的工作，《海潮音》杂志的继续出版，《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等。至台湾后，在佛教最艰难的日子里，李子宽曾与孙张清扬居士合力捐资顶下台北善导寺，作为继承发扬太虚事业的道场，继续大力扶持太虚弟子，卫护佛教，为人间佛教在台湾的崛起所作的贡献简直难以估量。可以说，没有李子宽等的大力护持，海峡彼岸的佛教就没有今天的繁荣。
　　谢铸陈（1883—？），单名健，四川荣昌人，后移居湖北应城。早年留学日本，参与革命。1922年于湖北黄陂知事任上，联络地方士绅邀请太虚前往弘法。太虚在黄陂说法期间，他率当地男女数百人归依，从此成为太虚的忠实追随者。1928年7月，太虚在南京筹组中国佛学会。谢氏时任国民政府文官处秘书，为太虚与政府有关方面进行疏通不遗余力，后被选为中国佛学会评议员；同时编纂了《太虚法师文钞》初编，经太虚审阅，交中华书局出版。1931年，被选为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在中佛会内部争执中极力支持太虚。抗战期间太虚提议将中国佛学会会址迁移重庆，在重庆设立中国佛教会办事处。他十分拥护。那时，他先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等职。是他，把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争取东南亚佛教国家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的议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是提出，并获得通过，而后有太虚东南亚之行。是他，把重庆政府内政部所谓“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之类有损佛教的文件在公布之前就通知太虚等，并与太虚一起筹划对策。这些对弘扬和护持佛教、对太虚事业的作用实在不小。尤其是后一类事冒有降职丢官的风险，不是寻常人能做到。只要佛教存在，就不可能与政治无关。传统僧人对历史上名僧与封建帝王将相的交往津津乐道，却对太虚为佛教与当局交涉中的失误传言纷纷，“政治和尚”就由此而来。可见，他们对政治原不全然回避。只是在中国，不做事没错，做事就难免有错。不做事的人就可责骂做事的，佛教界同样如此。不过，他们对李子宽、谢铸陈等极有成效的护法缄口不言的原因很难索解。
　　太虚佛教革新事业在思想宣传上的推进主要靠一批佛教学者。章太炎实际上提倡佛教改革远在太虚之先，他晚年还积极支持太虚建立觉社，赞赏太虚“性空彼此无差别，力大乾坤可跌交”。他居住在上海浜路时，与太虚时相往来。因此，太炎和太虚被守旧的佛教徒称为“二太”。这表明章太炎后期尽管“回真向俗”，突出儒学，但与梁漱溟、熊十力不一样，他宣扬儒学并不以牺牲佛学，特别是佛教革新为代价。梁启超晚年也对太虚的佛教革新表示支持，他一度亲任武昌佛学院董事长，在武院讲学，与太虚同学游湖北黄冈赤壁，畅谈佛学。还有蒋作宾（1884—1942）也是支持太虚主张的佛教革新的学者，他系中国近代著名军事学家。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土官学校，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对革命军事多所谋划。1918年至普陀山听太虚说法，深受感化归依佛教。太虚创建觉社，他任社长。太虚在上海、庐山、南京讲经，蒋氏总是忙中挤时间虔诚前往听讲。他和李子宽、谢铸陈一样，还经常帮助太虚疏通政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