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口返回上海不久，太虚便应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五县佛教会之举荐，接任宁波归元庵住持，太虚为此经常往返于上海、宁波之间。正在此时，传来了华山法去世的消息。在太虚的成长过程中，华山法师也是对其帮助极大的一个。不久前太虚曾在上海碰到从北平归来的华山，得知他这些年为兴复乐清白鹤寺面殚精竭虑，劳倦疲惫，见诸形色，言谈之间已没有了当年的活力与朝气。但是不曾想到，未隔多久，华山意也逝去，悲痛之余，太虚特作《华山法师辞世记》，以寄哀思。而日后太虚得以接任著名的杭州净慈寺住，也主要得力于华山后辈的推荐。
　　1919年初，虽然陈元白，黄葆苍都在外地，而蒋作宾也因奉陆军部之派前往欧洲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迹。然而上海的觉社又得到刘笠青，史一如等人发心维护，并在恺自迩路租屋以作社址，因而不仅未衰，反而越发兴盛。太虚则时常开设佛学讲座，向社会大众普及佛法。太虚无后讲过《二十唯识论》、《观无量寿经》及《因明入正理论》等，并撰写了《唯物科学与唯识宗学》、《中华民国国民道德与佛教》等论著，前文认为唯识论的相分、见分，近似于唯物论的物质、精神，以阐明唯物科学与唯识论是相通的。这是太虚对马克思思想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最初反应，可见其敏感。后文则阐述了佛教伦理有补于公民道德，承接着章太炎提出的佛教可发起信心，增进道德；梁启超讲的佛教论理可填补社会道德断层而更加深入。
　　这年5月，爆发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至深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获胜而宣告结束后没多久，战胜国便云集法国巴黎召开和会，近代以来屡战屡败的中国政府首次以战胜国身份出度了会议。然而这次被爱国民众赋予极大希望的会议传来的消息却令人大失所望。会议决定依照战争期间日本与英、法、意的秘密协议，日本将拥有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这一消息极大地刺激了长久以来郁积于百姓心中的爱国激情。5月4日，北京三千多学生汇集到天安门前，反对巴黎和约。学生激烈行为很快遭受到了北京政府的武力镇压，而这却使得更多的爱国民众被唤起。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工人、工商业者纷纷加入运动，并展罢工、罢闹活动。一时间，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最后北京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运动胜利结束。“五四”运动的胜处不仅打破了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沉闷局面，极大申张了民气，振奋了民心，为各项社会改革包括佛教改革创造了良好氛围；而且彻底推倒了曾得到袁世凯支持的以提倡尊孔卖经为核心的文化专制主义，使各种新思湖广为传播，为迫使儒家文化洗心革面，为佛教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提供了契机。从此，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都进入了一个更为激荡的、波澜壮阔的新时代！
　　在佛教界，一切倒行逆施同样不得人心。5月6日，北京警察厅宣布施行《管理寺庙条例》，该条例是当年袁世凯时期制订的，对佛教发展危害极大，后因袁世凯商制活动失败而未实行。如今北京当局又要重新施行，自然遭到佛教界的一致反对。北京觉先法师首先起而反对，而鄞、慈等五县佛教会更是推天封寺住持竹溪为代表，赴北京请愿，要求政府撤销该条例。竹溪路经上海，向太虚说明情况，并邀其同行。太虚虽因觉社初创，事务繁忙，但考虑此事关系佛教生存发展，为之奔走，义不容辞。便将觉社事务暂委他人主持，自己与竹溪一同赴京。
　　6月，太虚等到达北京，在觉先，现明等人帮助下，四处奔波一个多月，虽未能达到取消《管理寺庙条例》的目的，但该条例也因此未付实行。不久，竹溪返回宁波。而太虚因《觉社丛书》及《道学论衡》等著作在京发行而暂留北京，京中学者林宰平、梁漱溟、毕惠康等人先后慕名来到太虚所住法源寺晤谈。胡适亦前往访谈，胡先前看过《华严经》，认为其内容出于文学想象，而宋、明儒家语录则与其所倡导的白话文相似。大虚告诉他们，宋儒、明儒语录其所倡导的白话文相似。太虚告诉他，宋儒、明儒语录其实模仿创自唐朝的禅宗语录，为此激发起胡适探究《六祖坛经》及各种禅宗语录的好奇心。
　　不久，张仲仁等发起成立已未讲经会，推庄蕴宽、夏寿康为会长，并由观音寺住持范成及范伍卿等人筹办讲经会事，专请太虚前往观音寺讲《维摩诘经》。太虚讲演时，每次讲两座，每座讲约一小时，中间休息十分钟。休息时，听讲人往往书面提出问题，太虚下次开讲即解答，因此北京各界人士前往听讲者盛极一时，更有王虚亭、马冀平、陶冶公，胡瑞霖等人由此而发心学佛。而先前学佛者如陈正有等人亦慕名前往。太虚又将自己所讲编成讲义《维摩诘经释》印行分发，其文意新颖，言辞畅达，于积集祖慧，创造人间净土特多发挥。
　　10月份的时候，陈元白等亦到北京。原来去年秋天陈元白与太虚在汉口分手后，便回宜昌老家，并发起请印法师在宜昌药王殿讲《法华经》，并受三皈依。不久前听说太虚在北京讲经，便约了李隐尘从汉口赶来。《维摩诘经》讲完后，李隐尘、吴壁华、夏寿康、熊希龄等人，又发起请太虚讲了《大乘起信论》。太虚先前在汉口编成《大乘起信论略释》已由《觉社丛书》印出，便售作讲义，前来听讲的人有增无减，始终保持在二三百人以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讲经会的规模。太虚亦因此将讲经弘法的活动扩展到北京。
　　在北京期间，太虚在讲经之余，遍游了北京各处的名胜古迹，从雍和宫、嵩祝寺等喇嘛庙，到拈花寺、大佛寺等名刹，甚至中央花园、颐和园等园苑，都留下了太虚不倦的足迹。而在与众人的交往中，太虚的许多奇闻超事，亦时常为人所称道。记得有一次，有人备了一桌素席请太虚，并请了徐世昌总统之弟徐世章及陈元白等人作陪。席间，身为达官贵人的徐世章对太虚开玩笑说：“你是和尚，不能食肉，大约你不知道肉的滋味怎么样吧？”太虚笑答道：吃肉不吃肉，要看用什么标准。如果说吃遍所有的肉算作吃肉的话，那你也不算吃过肉。因为这世上肯定有你没吃过的肉。如果吃过一点肉便算吃肉的话，那我现在也是在吃肉。你看这桌上不是有豆肉、花生肉吗？”一席话说得徐世章再也不敢胡言乱语。而太虚之善辩，一时也传为佳话。其实，这不过禅门的机锋随便发挥一点罴了。
　　在北京讲经完毕，时已深秋，天气渐渐转冷了。离乡日久，太虚思归心切，便告别京中诸友，乘车南返，并于11月7日返回到上海。此时刘灵华在上海开办“乐天修养馆”，专教人以静坐法治病。前南通中学校长、安徽人江谦当时正在上海，也路着刘灵华一起信了佛教，听说太虚回到上海，便盛邀其赴家中叙谈，彼此深感志趣相投。江谦于是函告南通张謇，对太虚推崇备致。张謇为南通著名实业家，清末与武进蒋维乔等人兴办学样甚多，后逐渐信奉佛教，并对南通古刹多有修复。其时正值南通观音院重修落在成，闻太虚之名，便邀其赴南通讲经。10月，在费范九陪同下，太虚来到南通。南通在那时的工商业已相当发达，而教育和城市建设亦堪称全国模范。太虚到南通后，便在观音院开讲《法华经·普门品》。虽然只讲3天，然张謇率当信徒数百人每天前来听讲，因而在当地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