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太虚还参观了真言宗空海大师创办的智积院，里面所设的劝学院，据说以前是各宗派僧侣公学之所。近年来由于各宗都独立分设大学，此院便成为真言宗大学，现在也有近百名学生。这天不知何故，智积院的大殿禁止人进去拜谒，因此无法进入。知恩院是太虚在西京所参观的寺院中，环境最幽雅深广的一所，可惜到达那里的时候，天色已晚，因而也未及进大殿礼佛便匆匆返回。
　　此刻，日本已经进入冬季，天气渐渐寒冷起来，太虚等人都未及准备冬衣，而善慧又因有事须尽早赶回台湾，因此他们决定结束访日之行，收拾行装，尽快回国。13日，太虚一行返抵大阪，匆匆游览了天王寺后便往神户。到了神户，得知15日有船赴上海，便购置了船票，准备归程。临行前，善慧、庄樱痴及一些日本友人都相与饯行，言谈其欢，彼此还互赠了礼物，庄樱痴送了太虚一件漆器，据说是先前赈济水灾时天皇所赐。15日，太虚告别众人，登上了八幡丸号轮船，踏上漫漫归乡的路，一路经险风恶浪，终于在19日傍晚安全返回上海，从而结束了历时二月的台、日之行。
　　1917年12月，太虚从日本访问归来，在上海稍作逗留后，便回到宁波，并将这次东游伯所诗文，游记等，编写成《东瀛采真录》。次年1月，太虚弟子乘戒受其资助前往台湾佛教中学林留学，顺便将《东瀛采真录》带往台湾，由灵泉寺印行。尽管有备而来，而且抓紧了一切时间与机会，但由于历时太短，太虚也只能做到了解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大概。要深入了解日本佛教现状及其背后的前因后果，起码得有半年左右。只有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能对中国佛教革新有实质性的借鉴意义。可惜历史并未提供这样的机遇。但通过这次对日本佛教的考察，太虚深感其《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分宗组织等观点，与日本佛教情况极为吻合，而他筹建“佛法僧园”和“在家正信会”等设想，与日本佛教缺乏全国性最高管理机构相比，则更胜一筹。这使太虚对其革新僧制的志愿实现，越发增添了信心。现在的问题是，太虚将如何将自己的理想化成现实？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导致太虚以前的革新努力均以失败告终。这也使太虚对丛林寺院深感失望。尽管整理僧伽制度最终还得依靠僧人，但现今只有王一亭等居士较为支持。而首先组织佛教正信会，依靠居士阶层的支持，与传统丛林保持一段距离，待社会影响扩大后同志转手夺取僧众，如此迂回进击，以达到推进佛教改革事业的目的。这对当时的太虚来说，或许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果然，契机很快出现了。
　　
守旧的堤防十分坚固，然而再坚固的堤防也有裂隙。太虚通过迂回探索，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佛教改革的洪流一泻千里。
　　　
　　1918年春天，应了余法师邀请，太虚前往普陀山担任前寺知众，主要办量全寺对外交涉事务，同时兼管全山僧俗，这使他有机会与社会时行更多的接触。同年7月，太虚认识了来普陀山进香的陈元白。
　　陈元白本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作为桂军司令参加了攻克南京之役，后与赵恒惕（曾为湖南省长）等同为第八师师长。该师是黄兴领导的革命军的核心部队，也是二次革命反袁的主力。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元白不得不流亡日本。在日期间，开始远离军政界，潜心研究哲学。归国后，一度加入同善社，专门习练当时颇为流行的静坐法，并奉为至道。这次在普陀遇到太虚，太虚为其演说佛法，并指出山善社所执并非究竟，而唯佛法方是救世济人的根本。陈元白曾经介绍蒋作宾，黄葆苍等人同入同善社。如今既心知同善社不非，便即回上海，将蒋、黄两人激至普陀，请太虚宣讲佛法。太虚为他们讲演佛学纲要，并谈了《原人论》及《成唯识论》大意，其间对他们所提疑问，一一详细解答，并将自己在闭关期间所写的论著赠给他们阅读。经过近一个月的相处，陈元白等深慕佛法之博大精深，认为当今民风堕落，世界各地争杀纷斗，佛法实力唯一济世良方，因而俱舍弃以前所奉道门，一意归佛。　　
　　对这批老同盟会员而言，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前宣扬的佛学在他们中早有影响，而太虚在辛亥革命中与他是同调。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们与太虚过去一样，深感失落，因而需要宗教的抚慰；更重要的是他们搞革命也是为了救国救世，如今革命了这么多年，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国事日非，世道更加险恶，连革命党人内中也是争权夺利。这些尤使他们失望。另一位曾归向佛教的老同盟会员熊十力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如此下去，革命终无善果。”由于诸多原因使他们感到迷惘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归向什么宗教？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太虚把这一切的原因解释为人心趋恶，又强调与中国传统有所不同的佛教救世一面，于是激起了他们的共鸣。太虚的宗教救国论的核心是从灵敏人心入手。于是，他们也就从革命救国论的核心是从救人心入手。于是，他们也就从革命救世转向了佛教救世。出于热心赞同太虚主张，陈元白等把太虚著作奉为至宝，为主将其出版印行，公诸于世，以便济世救人。恰巧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亦来普陀，于是太虚将闭关所著《哲学正观》、《教育新见》、《订天演宗》、《破神执论》、《译著略辩》、《佛学导言》等编成一册，题名《道学论衡》，交付出版。这些主要是以佛法衡量一般学说思想的评论，集中体现了太虚主张的新佛教旨在融摄贯通佛法与新思潮。此外尚有专论佛学的《首楞严经摄论》先付印行。
　　在普陀期间，陈元白曾对太虚提出，他们打算在上海成立一个宣扬佛学的团体，说蒋作宾曾担任过陆军次长，可利用其声望作为号召；而黄葆苍的哥哥黄梅生在沪、汉、沙、渝等地长年经商，可在财务上尽力支持。因此希望太虚前往上海主持该团体。太虚觉得由僧人领导组织社会信众，建立近代佛教团体，共同弘法济世，正是自己佛教革新设想的生果组成部分，因而极为赞赏，并将该社团取名觉社。
　　不久，太虚与陈白元等人到了海。在上海期间，太虚广泛接触了各界名流，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向他们阐述了自己整理僧伽制度的设想，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太虚早就深感当时一般僧尼对佛教改革不是漠不关心就是隐有抵触，因此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就有依靠在家信众，建立佛教正信会，并以此为核心，分组佛学研究社、通俗宣讲团、慈悲救世团、护法会，从侧面推进佛教改革的设想。在随后的《人乘正法论》中更将这一设想提升到与僧制度改革并列的地位。而中国民族工商业在19世纪中叶产生以来，便受到西方列强依持不平等条约，进行商品倾销的压迫；而国内封建官僚体制亦对之颇多制约，至其发展举步维艰苦奋斗。民族工商业者也一直难以形成一种强大的，独立的社会力量。辛亥革命全面冲击的封建专制制度，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使西方列强无暇东顾。这一切便给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及影响下的市民阶层迅速壮大，他们的民族宗教意识亦开始觉醒。许多人由于民族情结的作用，深感同外国商品一样靠不平等条约保护的西方宗教——基督教难以满足其宗教需要，因而纷纷皈依佛教，然而20世纪初，发员一盘散沙似的中国佛教实在难以与有严密组织的在华基督教势力相抗衡，便产生了在原来的佛学研究会之类团体的基础上，进而建立比较严整的近代居士组织的愿望，因而他们与太虚可谓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