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1915年，这一年，无论对中国社会，还是对中国佛教界而言，都是一个多事之秋。而向以济世救人为己任的太虚在普陀闭关静修，其一颗大慈悲心也在时时关注着尘世间的风云变幻。
　　袁世凯在成功地平息了“二次革命”，驱逐了孙中山之后，国内的反对势力已很难对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他开始进一步考虑如何复辟帝制，首先其北洋军重新占领了先前撤出的广大地区，并且开进了某些未积极参与“二次革命”的省份，使他的实际统治区域由北方扩展到长江以南。而南方几个省份，其领导人也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服从袁世凯的统治。紧接着，袁世凯开始着手扫荡辛亥革命以来蓬勃生长的地方自治体制，不仅各省官员的任命权又被北冰政府收回，而且清朝制定的关于官员不得任职本省的规定又被恢复，至使大批本地官员被逐出官场，由袁氏爪牙取而代之。进而，他在提供尊孔复古，进行舆论鼓吹的同时，运用恐怖手段迅速摧毁了各级民选会议，并对以国民党为代表团的民国以来的政治团体进行了坚决取缔，将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成果破坏殆尽。为了谋求国际上的支持，在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事的情况下。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同日本签订了空前出卖国家主权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实行帝制的默认。其中有允许日本僧人来华布教的条款。而为了解决财政上的窘困，袁世凯在向外国大举借债的同时，竭尽所能搜刮民脂民膏，并把地方拥有的部分积收权也收归北洋中北政府。袁世凯政府甚至颁布命令，要各地土地重新登记，缴地价完税，否则则把土地充公拍卖，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冲击了寺庙财产。
　　1915年春，了余法师接任普陀山前寺方丈，不久便遇此麻烦。了余与太虚商量，准备请太虚撰文向政府申辩。当时，浙江省省长屈映光也倾向佛教，曾在游普陀时与了余相识。因此了余请太虚以其个人名义致函屈映光，请其代为斡旋。另一方面，又请太虚以普陀山全体僧众名义拟一文稿，专呈省置转呈现国务院，提出：普陀山以外所管已开垦或未开垦的田地，准予登记完税，不再另纳地价。而普陀山以内的全岛，则应该完全卉归僧有，不与一般平民杂居，其土地应当仍同以往一样，免征地税。在太虚代似的两份文稿递上去以后，浙江当局对普陀山土地的处理，基本按其请求的办理，因此可以说，向当局的申辩也完全达到了预斯的目的。
　　这年夏天，由于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的《二十一条》中，有日本僧人可来中国传道布教的条款，日僧认为中国自己不能振兴佛教，须由日本派僧到中国“布教”。北京各界尤其佛教界闻讯深感震惊，群起反对。为此，孙毓筠、杨度、严复等人秉承袁世凯政府的意思，在北京发起成立“大乘讲习会”，并特邀谛闲、月霞、道阶等人在北京讲经，以表示中国之乏高僧，无需日本人前来传播佛教。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风声日紧。8月，北京专门组织“筹安会”，统敌复辟事宜，而孙毓筠等人均为其中骨干，名列“筹安六君子”之列，因而招致全国一致反感。为此，道阶等人不愿同流合污，虽在北京而未应请前去讲经。而月霞亦在数日后假称身体不适，返回南方。只有谛闲留在北京宣武门外江西会馆，主讲《楞严经》，盛况空前，北京政府官员，各国公使，学术界与佛教界人士踊跃赴席，致座不能容，名公耆宿多列席肃听。讲习会期间，蒋维乔、屈映光、朱庆澜等先后归依佛教。这为天台宗在华北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到了10月，北洋政府又下令取消全国性佛、道教会团体登记，并公布内政部制定的《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赋予地方官员以限制僧徒，侵夺教产的权力，此举遭到佛教界人士一致反对，佛教界一时风波四起。时在普陀闭关的太虚闻知消息亦撰文表示坚决反对。1915年年底，袁世凯的帝制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各省选出的“国民代表”一致“拥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皇帝”，袁世凯于是在12月13是接受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决定在次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袁世凯的举动引来了全国上下抨击，甚至其统治集团内部也是一片反对声。梁启超便是其中的代表，他曾在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中支持清政府改良，在袁世凯实行独裁的头几个月甚至还出任过内阁成员。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夕，梁启超到了上海，并利用他的个人威望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共襄反袁事业。梁启超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生蔡锷，并使蔡锷成为一个坚决的反袁行动发动者。当蔡锷几经周折从北京潜回云南时，立即受到该省大批倾向革命的军事将领的拥戴，并于12月25日正式兴起反袁护国运动。由于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反对，使他难以发挥原来的军事、经济优势，甚至他的一些心复也因通往最高权力宝座的道路被阻塞而反对帝制，以至在战争中表现消极。而先前曾暗示支持袁世凯帝制活动的日本眼看帝制正越来越受中国各界，尤其是上层社会的普遍反感，也转而支持反袁的力量。受到各方支持的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在经历了最初的困难后，很快占据优势，在前线节节获胜。众叛亲离的袁世凯终于在次年6月病亡，他一手建立的独裁体制宣告结束。袁世凯病亡后，南方一些倾向革命的省份组成了护法军政府，而在北方，袁世凯的旧部则凭供实力，各据一方，一种完全的军事专制——军阀割据出现了，整个中国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
　与激烈动荡漾的社会政局相比，佛教圣地普陀山则显得相对平静和安宁。1916年初，在普陀般若普精舍闭关的昱山功成出关，太虚得知后，专门赋诗庆贺。在这年夏天，方稼孙和其姑母方瘦梅一起到普陀山晋香，闻知太虚在此闭关，便时常前往访谈，彼此诗词唱和，言谈极为投机。方稼孙看到太虚留有许多诗稿，便要他整理付印，刊行于世。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太虚便将以往与众人唱和而保存下来的诗稿，略作整理删节，请江五民等人作了序，并自题诗集名为《昧盦诗录》，交付方稼孙。在这年秋天，诗集得以刊行。8月，道阶法师应激到宁波报恩寺开讲《楞严经》，讲经结束，便到普陀山访问，并到太虚闭关的锡麟禅堂拜访，与太虚抵掌而谈，彼疵都极为欢畅。恰在此时，“二次革命”后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先生自海外归来，到舟山群岛一带视察，顺便和胡汉民等人到普陀山游览。道阶与了余对孙中山一行进行了极其周到的接待，并陪他在岛上观光。太虚得到这一消息，想起辛亥革命后自己为创办佛教协进会之事。曾专程到南京拜会过当时任临时大总统的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并得到他的鼓励和支持。因此心中十分仰慕。只是自己在闭关时期，不便外相见，便委托了余法师向孙中山先生致意，并恳求孙中山先生为其即将刊行的诗集题写封面。当孙中山先生听说太虚为推行佛教革命受挫在此闭关反思时，甚为赞觉，当即为甚题写“昧盦诗录”四字，以作诗集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