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2年“金山改革”时，太虚就与仁山一起积极敌建佛教大学，但终因守旧势力反而未成功。1914年太虚在敬安追悼大会的演说提出三大革命内容中，也有兴办僧教育一条，并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先拔僧才住持寺院。然当时太虚人微言轻，其远见尚未被佛教界接受，办学之议自然也无从实现。随后太虚入普陀闭关，在其改革理念的集大成者——《整理僧伽制度论》中也有一方面由大乘八宗各自办专科教育，一方面设立“通学精舍”，培养整个佛教需要的“通才”的设想。此后太虚借赴台弘法之机，专门考察日本佛教近代化情况，尤其对日本僧教育情况极为留意，并特意保留了日本真宗佛教大学办学情况的详尽资料，以期日后佃学作为借鉴。1918年觉社成立后，太虚也曾提议建立佛教大学部，但当时大多数社员担心规模过大，难以为继，亦未获实现。至1919年底，太虚在南通讲经时，曾成功说服当时工商业巨子张謇支持他的办学计划。正当准备着手进行时，传来杨文会弟子欧阳渐已在南京全面展开支那内学院筹备工作的消息，因而张謇认为已无另设佛教大学的必要。失去张謇等人的财务支持，此事也只能作罢。也许，继承杨文会事业而开办的支那内学院与中国近代新式佛教育的典范——祗洹精舍一脉相承，太虚似乎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设想。为此，太虚曾赴南京考察支那内学院筹备情况。然而，事与愿违，支那内学院的简章明确表示“本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生人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之宗旨。也就是说，支那内学院的重点是在家居士，而把出家僧伽排斥在外。这不仅与太虚理想绝然不同，即使与杨文会当年创办祗洹精舍的初衷亦大相径庭。为此，太虚专门著文《关于支那学院文件之摘疑》予以批驳。自然，借支那内学院实现大愿也落空了。
　　看来，太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还需要过长期的不懈努力。1921年接掌净慈寺无疑又为太虚提供了一次新的机会，因而自以为掌握了事业发展的新基地的太虚，在寺院日常工作进入正常化后，首先着手进行的便是筹建永明学舍，以培养弘法僧才。然而随着寺院内外旧势力勾结闹的风波突起到最后交卸净慈寺，太虚借助寺院之力开办佛学院的计划再度夭折！尽管一再受挫，太虚以坚毅的秉性，从未放弃开办佛学院培养弘法僧才的大愿。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没过多久，愿望终于实现了，那就是武昌佛学院的开办。
　　1922年初，太虚跟李隐尘、陈元白等人详细谈了自己打算创办佛学院，培育僧才的设想，得到了他们的响应、李、陈等人均认为太虚住持净慈寺纠纷不断，事业发展受江浙守旧势力牵制甚多，因而建议他将校址选在武汉地区，并专门函约武汉工商政学各界一同商议此事。2月，太虚应邀在汉阳归元寺启讲《圆觉经》。集结听经者除湘、鄂各地赶来的三四百僧众外，还有陈元白等男、女居士百余人。讲经历一个多月，并获得圆满成功。湘、鄂僧众原先惑于传闻，认为太虚大闹金山，对佛教旧制多有诋毁，言行似为僧界异端。然而此番面对太虚庄重威仪，聆听太虚讲经内容均为佛法根本，方知太虚实乃佛门大师，而以前对他的隔膜也尽转为景仰之心。太虚因此在湘、鄂僧界也渐负盛名，这对其进一步大展鸿图也极有帮助。太虚在归元寺讲经时，李隐尘、皮剑农、李时清等当地知名居士亦时常往听经。
　　3月13日，太虚与李隐尘等人在归元寺召开了佛学院筹备会。当时参加筹备会的陈元白、汤铸新、胡瑞霖、王森甫及长沙佛教正信会周可新等共30多人，他们一致同意太虚在武昌开办佛学院的建议，各项准备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逐步展开。
　　首先是院址的选择。武汉地区是中国内陆中心地区，为国内交通要冲，素有“九省通衢”之称。随着近代工商业发展，武汉三镇更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繁荣地区之一。当时太虚考虑，汉口的过度烦嚣，对学校的长期发展不利。因而校址应在汉阳、武昌两地选择较为适宜。然而找了很久也未找到合适的地方。曾经看中东湖（即今武汉大学所在地）的一块地皮，但一算日期，买地建屋，费时较长，赶不上原定秋季开学时间。最后在武昌通湘门内，找到一幢较为适用的空宅。这幢房子原是清朝末年川汉铁路总办黎大钧所有，他是后来部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的族叔。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时任陆军协统的黎元洪曾亲自监督工程，因此房屋建造得极为美观，坚固。大门富丽堂皇，屋中更有林沼花圃。房屋四周尚有大片空地，便于学校今后扩大规模。民国初年，房主黎邵平在汉口租界另置了房层居住，因而这所房子也就一直空着。而黎邵平与李隐尘等人又得多年至交，因而当李隐尘提出要购其旧屋，开办佛学院时，黎邵平当即表示同意。
　　不久，佛学院的一些发起人在皮剑农家开会，成立了佛学院筹备处，由李隐尘担任处长，并决定由皮剑农负责对院址进行必要修整，同时受办桌椅等上课所需的一应器物。这些工作将在7月初完成，以便秋季开学时能使用。鉴于各项工作的开展均需大笔资支持，而先前购屋又已耗资1500元。因此，决定由30多位发起人，每人每年向佛学院提供400元作为经费。此外，决定根据太虚拟定的佛学院大纲，由胡瑞霖、皮剑皮等起草了佛学院章程，并由王又农拟具呈文，呈请湖北省长公署及教育厅批准，并转呈教育部备案。
　　5月4日，院董事会举行隆重仪式，正式聘请太虚担任佛学院院长，并预定8月份开始招生，9月初正式开学。
　　一切工作都在积极准备进行中，望着眼前的一切，想起这些年来遭遇到的艰难坎坷，如今若尽甘来，自己多年的理想即将成为现实，太虚心里是少有轻松和愉快。
　　离秋季开学尚有一段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太虚除了跟居士信众谈论佛法处，基本没有大事，更没什么烦心。不久，他函约玉皇、智信、大觉等将他存放在杭州的书籍衣物等带到武汉，并邀请他们留在武昌，协助佛学院的开学准备工作。一切都安置妥当后，太虚珍着这难得的空闲又回了一次江南。
　　6月份，太虚回到宁波，拜望了奘年师祖和陈屺怀等多年故友，向他们介绍了佛教革新事业在武汉地区的发展情况。随后太虚又到了上海，想不到在上海遇到当年一同受戒出家的师弟志圆。闲聊时志圆谈起，近年来太虚在中国佛教界导军突起，法誉远幡。以至当时上海佛教徒中流传一种说法，说是如果法师名声大小以拥有信徒多少来划分的话，当今佛教界以谛闲、印光和太虚为最，分成三派。而早些年名声很响的冶开等，如今已排不上。而如果以新旧来分的话，旧派以谛闲为首，还有印印、冶开等；而新派则以太虚为首。这些虽然是当时佛教徒私下的传言，然而经过多年努力，尽管挫折不少，太虚声望却得到极大的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社会声望的提高，太虚在佛教界的影响力、号召力也日益增强，使他在部分佛教徒心目中已成为第一流人物。这对他推进佛教改革有着积极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太虚的改革事业受到了全社会的瞩目。事实上，历经这些年的世事魔炼，此时的太虚早已不是若干年前那个“臭名远扬”的鲁莽后进了。